叶挺是人民军队中的一位重要将领，他的贡献和地位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。1927年，三大起义中，叶挺参与指挥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。毛主席曾高度评价他说：“你是红军第一任总司令，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。”这番话不仅凸显了叶挺的地位，也体现了他在中国革命中的独特作用。

然而，广州起义失败后，叶挺被指派前往苏联。到达莫斯科后，他遭遇了王明等人无理的批评，甚至被指责将起义的失败归咎于他，这种不符合事实的责难让叶挺感到非常郁闷。结果，他决定独自离开莫斯科以及党组织，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漂泊生活。这段经历令他心情沉重，也为后来的决定埋下了伏笔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党组织决定将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。此时，国民政府并不欢迎这一变化，极力阻挠中共派遣干部担任军长。面对这种局面，周恩来向蒋介石推荐了叶挺，蒋介石最终接受了这个提议。于是，叶挺于1938年初重新归队，担任新四军军长。然而，蒋介石对中共始终心存敌意，1941年，他发动了皖南事变，导致新四军遭遇重大损失，叶挺也被扣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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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担任新四军军长的时间只有短短三年，叶挺的任期却充满了不愉快的经历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两次离开军部，五次提出辞职。他离开的两次分别是前往澳门、广东和重庆等地，总共加起来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。为什么叶挺会在如此关键的位置上频繁离开军部？又为何会提出那么多次辞职？这些问题背后，既有复杂的内外因素，也有叶挺自身的矛盾和困惑。

第一次辞职发生在新四军正式组建之前。当时，叶挺已接到任命出任军长，但在许多细节上，国民政府对新四军的支持显得非常苛刻。为了尽快组建部队抗日，叶挺和叶剑英于1937年11月21日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，但蒋介石在编制、经费等方面都设下了重重障碍。当叶剑英提出我党拟定的干部名单时，蒋介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，还暗示若共军扰乱地方将进行剿灭。叶挺立即表态，表示如果没有足够的军费和支持，他无法履行军长的职责，甚至提出辞职。蒋介石知道此时不妥，便让叶挺去找陈诚商量，最终叶挺才放下辞职念头。此时，叶挺的辞职可谓是“以退为进”，在强硬的谈判中为自己争取了更好的条件。

第二次辞职发生在叶挺感到内外困扰时。外面，国民政府限制新四军的活动，部队几乎无法展开；内部，叶挺并非党员，无法参加党内的党委会，影响了他的决策和权力。最让他愤慨的是，军部特务营长叶道志带枪逃跑的事件，这一严重问题竟然没有及时报告给他，而他是军部最后知道此事的人。这种失望让他决定辞去军长职务。1938年8月，叶挺致电中共长江局提出辞职，10月他离开了新四军。周恩来得知后，对新四军军部的做法进行了批评，并亲自去劝说叶挺。经过思想工作，叶挺于1939年2月重新返回新四军。

第三次辞职发生在1939年11月，叶挺亲自前往重庆，试图为新四军争取更多的军费和编制问题。然而，蒋介石再一次采取了挑拨的策略，暗示如果叶挺加入国民党，问题便能迎刃而解。尽管叶挺未加入国民党，但他并未因此改变立场。此时，他的弟弟叶辅平因车祸去世，叶挺因丧弟之痛提出辞职，并前往澳门。事实上，这次辞职更多是出于叶挺内心的困扰和对两党斗争的无奈。他曾直接说：“我现在既不是共产党，也不是国民党，局势复杂，我实在无力承担这么重的责任。”这段时间他在澳门待了半年多，直到蒋介石表示会指派新四军的领导，才有了重新归队的机会。

第四次辞职发生在1940年11月末，因国民党强硬要求新四军北上，叶挺在与第三战区司令部的谈判中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支持。在此过程中，他感到自己在双方之间的艰难处境，因此决定辞职以示抗议。尽管如此，顾祝同最终向他发出了挽留电，表示许多问题可以再协商，叶挺也因此放弃了辞职计划。

第五次辞职发生在1940年12月末。当时，中央发来严厉电报，责问新四军为何迟迟未北上。叶挺认为自己无法承担如此重大责任，于是再次提出辞职。但经过项英的劝说，叶挺最终决定继续履行职责。然而，就在此后不久，皖南事变爆发，叶挺被扣押，开始了数年的囚禁生活。直到1946年3月，叶挺才重获自由，并向组织申请恢复党员身份，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。可惜，命运多舛，叶挺在4月8日乘飞机返回延安途中发生空难，不幸去世。

叶挺的一生，充满了波折与斗争。从南昌起义时的前敌总指挥，到广州起义时的红军总司令，他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努力。尽管后来的命运充满坎坷，但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，未曾屈服于敌人。遗憾的是，他未能亲眼见证革命的胜利，这对于他来说是巨大的遗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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